读懂稻盛和夫，读懂日本式企业管理｜《财经》书单

发布时间：2025-07-05 20:06:49 来源：不知死活网 作者：热点

战后崛起的读懂稻盛读懂单新一代日本企业家身上，都有涩泽荣一的日本影子。涩泽喜谈儒学，式企引儒入商，业管提炼出孔子思想中“义”“利”关系的理财论述。稻盛和夫也是经书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他在著作中好谈“心”，读懂稻盛读懂单喜引孟子。日本涩泽荣一创办企业并非纯为盈利，式企这在他的业管《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他怀抱实业救国的理财远大目标，视企业为国家振兴之公器。经书日本战后的读懂稻盛读懂单企业家承袭这一传统，普遍都有着宏大抱负，日本以企业经营为实现至高目标的式企途径

文| 臧博

2022年8月24日，京瓷公司创始人、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去世，享年90岁。

稻盛和夫是一位优秀企业家，亦是世界知名的经营管理大师。他与同时代的另外三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合称日本“经营四圣”。

“四圣”当中，稻盛和夫年岁最小，辞世最晚，经营成就未必与另外三位有多大差距，但就企业经营理论著述及经营思想在中国企业界的影响力而言，似在三人之上。稻盛和夫在的作品，已超过20余种。

将“四圣”的代表作与当今日本知名企业家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孙正义、柳井正等人都有著作行世，读起来与英美企业家的回忆录十分相近，更强调企业经营的创新、管理科学化、产品竞争优势。而“四圣”的书则给人留下一种“老派”的印象。他们除了借鉴西方先进管理方式，还十分注重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日常经营管理的道德表率、企业经营的哲学，也常在作品中以儒家经典作为思想指引。

梳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以稻盛和夫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日本企业家，其经营理念，实为本土文化与西方商业文明有机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宏大的企业经营目标，与同时代西方企业较为不同的组织管理体系。

“四圣”们得益于日本战后大改造，在财阀体系崩解后，相继以平民身份崛起自阎闾，成名于商界。他们的经营思想承袭明治时代开端的日本企业文化，又吸收容纳西方科学化的企业管理，继而将两者糅合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风格独具，且适合日本社会的管理体系。

伴随日本经济奇迹的旋风，这套管理思维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西方企业关注和借鉴。直到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后，陆续出现一些反思日本企业管理的著作。以稻盛和夫为代表的，奋起于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管理思想饱含为社会利益奋斗之终极目标，且对商业道德严格尊奉，才得以成为海内外商界人士心目中永不过时的思想资源。正因为如此，在企业纷纷追求西方式管理风格的当下，稻盛和夫等人的管理学著作，尤其是其中的经营哲学部分，至今保持畅销不衰。

要想了解战后崛起的这代企业家及其理念，有必要先熟悉催生他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桥本寿朗的《现代日本经济》，以大量案例与史实揭示了日本战后企业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理路。桥本批驳野口悠纪雄等人所主张的日本企业体系“战时起源说”，提出战后日本企业体系的“形成、精炼和制度化”理论。此书是了解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之起点的里程碑式著作。作者用丰富史实和细腻论述，描绘出日本战后企业发展的基本社会和思想背景。

理查德·帕斯卡尔所著《日本的管理艺术》，立足西方管理学研究者的考察视角，以比较研究、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美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差异。帕斯卡尔调研34家美日企业，并对其经营管理方式展开多维度对比，从而提出了“7-S”模式。他认为，美日企业在对待管理七大要素时的着重点不同、组合方式不同，影响了两国企业各自的竞争力水准。《日本的管理艺术》是在日企管理方式受到西方企业界、学术界重视的背景下，研究战后日本企业成功根源的权威著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上述著作主要处理日本企业体系形成背景、独有特征等问题，而具体到日本战后一代企业家及其风格的微观考察，则必读一本老书——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他从幕末一路走来，参与明治政府的经济改革；帮助打造日本经济、金融制度框架；写下《立会略则》以在日本推广股份制企业；又辞官创办实业，堪称日本现代企业家的鼻祖之一。涩泽荣一自幼喜爱儒家经典“四书”，尤其熟稔《论语》，曾遍读各家注本。兴办实业过程中，他主动以《论语》指导经营，在孔夫子的言论中探寻义理、生发新见，写下《论语与算盘》这部名著，从理论上攻破日本社会的抑商积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日本现代企业家中“儒商”的代表人物。

战后崛起的一代日本企业家身上，都有着涩泽荣一的影子。比如涩泽荣一喜谈儒学，引儒入商，发掘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论述。稻盛和夫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著作中好谈“心”，喜引孟子。涩泽荣一创办企业并非纯为盈利，这在他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他心怀实业救国的远大目标，视企业为国家振兴之公器。继承这一传统，日本战后的企业家普遍都有着宏大抱负，以企业经营为实现至高目标的途径。松下幸之助曾有“自来水哲学”的提法，并以此命名自传。他经长期思考，明确了办企业的目标是消除贫困，即生产更多商品，让价格足够低廉，就如同自来水一样，消除人们生活中的不便。此类言论或有陈义过高之嫌，但毕竟有助于匡正经商者唯利是图之风。此外，涩泽荣一将自己的经营思想形诸笔墨，成一大作。“经营四圣”也在功成名就之后著书立说，总结管理智慧。

这一代日本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方面，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稻盛和夫就在自己著作中多有提及，企业经营必须有哲学；在哲学指导之下，还应有具体的“实学”。所谓企业经营的哲学，在稻盛和夫这里便是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述的决策基准：“作为人，何谓正确？”进一步概念化之后，也即“敬天爱人”。稻盛和夫治理公司，不论日常经营还是重要决策，都以这一经营哲学为依托。至于“实学”则包括其创立的企业组织经营方式“阿米巴经营”。稻盛和夫著作体系宏大，难以尽数介绍，其经营哲学之核心集中在《敬天爱人》之中，而其“实学”集中在《阿米巴经营》中，《活法》则是稻盛和夫综合性的著作，且在中国拥有巨大影响力。

也应看到，时代进步，企业面对的环境和挑战不断变化，无法用一套管理体系解决不同时代的经营课题。不过，以稻盛和夫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他们的具体管理方式，有的或许已过时，但其经营哲学和理念则将长期保持魅力。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经营四圣”的著述，至今在国内还是畅销书。从这些著作所附名人推荐语可见，它们继续受到中国新一代企业家激赏。

日本式的企业经营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20世纪90泡沫经济破裂前后，学界对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反思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约翰·渥洛诺夫的《日本管理的危机》。渥洛诺夫早在泡沫破裂之前就告诫读者，日本企业管理模式有其弊端，不应不做判断地一味吸收借鉴。

比如，一些企业管理风格可能并不适合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社会看重服从性、忠心，企业上下级之间要求相当程度的服从，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行不通，或者造成内部矛盾。

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中盛赞日本基础教育，但渥洛诺夫却认为，日本的教育制度事实上给企业经营造成一定负担。日本重视初级教育，青少年都要经历“考试地狱”的磨炼，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就失去了学习动力，毕业进入企业更是无法进入角色，日本企业因而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组织新员工进行企业内研修。

《现代日本经济》，（日）桥本寿朗等著，戴晓芙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日本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主要特征等核心问题，是理解日本战后企业管理哲学变迁的基本前提之一，而《现代日本经济》一书是对此作出系统分析的经典作品之一。本书原版面世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对日本经济和企业体系发展史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研究，多习惯于从经济学角度切入，这使得日本学界乃至公众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以及企业行为的整体状况缺乏了解。桥本提出了新颖见解，即日本经济的主体是日本企业，日本经济发展以企业的发展为动力。本书的写作采用了“以日本企业发展为轴心、综观经济发展历程的崭新视角”。《现代日本经济》最有价值之处也正在于将宏观经济分析与战后企业经营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对日本企业体系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等作了精彩论述。

如前所述，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主线是企业发展，而讨论日本企业体系的形成进程，常涉及一个重要争论，即该企业体系的“战时起源论”与“战后形成说”。前者以野口悠纪雄的《1940年体制》为代表，持后一观点甚力者，正是《现代日本经济》。野口等人认为，现代日本企业体系起源于战时。桥本以大量历史事实批评了“战时起源说”，并提出了日本企业体系“战后形成说”，也即“形成、精炼和制度化”理论。桥本认为，研究日本式企业体系的形成史，不能不提战后推行的大改革。一个至为显明的例子是财阀体系在此期间被全面瓦解，同时引入《反垄断法》、修订《商法》。正是这些措施为之后以稻盛和夫等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企业家创造了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环境，令其得以顺利开启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日本的管理艺术》，（美）理查德·帕斯卡尔等著，张宏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在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后，对世界经济影响日增大，美国企业界感受到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美日经济摩擦也成为公众关心的热门议题。彼时，美国舆论场流行一种说法，面对生机勃勃的日本企业的竞争冲击，美国企业竞争力低下，其根源是管理上的诸多弱点。

实业界的现实需求，催生了美国学界对日本管理艺术、企业体系特征的浓厚研究兴趣，帕斯卡尔所著《日本的管理艺术》，正是这一波热潮的代表作，也是学术史上研究日本管理艺术的最权威著作之一。

管理学的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联系实际、联系企业实践，帕斯卡尔没有向壁虚构，而是亲身走进企业，花费数年时间调查福特、本田等在内的34家美国和日本企业，分析比较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从中总结出所谓“7—S模式”，即优秀管理实践所必备的七大要素——崇高的目标、战略、结构、制度、才能、风格和人员，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们认为，美国企业在管理上的弱点就在于过于注重战略、结构、制度等三个“硬性”要素，而疏于修炼后四个“软性”要素，导致组织僵化、管理效能偏低。只有将这七个要素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增强网络”，化解其内部矛盾，才能切实提升企业竞争力。需要再提一句，这里所谓“崇高的目标”，实际就是稻盛和夫等人所主张的“经营哲学”的一部分，也即“敬天爱人”或“自来水经营”。

《论语与算盘》，（日）涩泽荣一著，余贝译

九州出版社，2012年4月

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是一本非常老旧的著作，但查阅近年国内图书出版数据，该书在销的简体中文版至少有四五种，且常销不衰。说明这本书的主题与国人对待商业经营与传统文化的观点颇多契合。

涩泽荣一因其非凡的成就，被冠以各种名号，如“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儒家资本主义之父”等等。尽管有些称呼夸大其词，却在在表明涩泽荣一在日本企业经营理念的进化路途上，担负了重要的引领、过渡，甚至是启蒙任务。

涩泽荣一经历了日本从幕末到明治维新，再到发展强大后对外扩张的大部分过程，他曾任职于大藏省，参与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设计，在整顿明治初期的财政制度、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和规划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涩泽根据自己海外考察的经历，写成《立会略则》，向日本社会系统介绍了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设立宗旨、基本规则等。他在《立会略则》中认为，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是天下通行之公理；若政治家不注重实业，则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此后，他辞官投身实业，所创立或援助、入股的企业横跨数十个行业。

日本社会素有抑商传统，人们对商人和经商的看法多不积极。为改变这一现状，涩泽以一生积累的儒学素养，写下《论语与算盘》，以廓清迷雾，为商业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开拓路径、制造舆论。

涩泽幼习“四书”，尤擅《论语》，八岁就开始随父修习《论语》，一生遍览各家注本。《论语与算盘》这个书名看似俚俗，实则蕴含深意，“论语”代表传统文化，“算盘”代表商业文明。他认为两者并不排斥，而是能够水乳交融。在修习《论语》过程中，涩泽从儒家思想中提炼出“义利合一”说，并对其进行阐释。他还在本书中提出所谓“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认为这是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现代诠释。

涩泽荣一的管理哲学，堪称中国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化合物，他自己也成为日本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开启日本式管理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之后独具风格的日本企业管理巨头们，身上都能找到涩泽荣一思想的痕迹。

《敬天爱人：从零开始的挑战》，（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11月

书名所谓“从零开始的挑战”，既是稻盛和夫经营理念的一种表达，也是其真实经历。他创建京瓷和KDDI这两家公司，都是从零开始，一路克服重重挑战。稻盛和夫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从零开始的事业，根源在于通过苦斗奋战领悟出了做人做事的正确原理和原则，以及正确的思维方式。“不管处于何种剧烈的景气变动的旋涡之中，我都不折不扣地、毫不动摇地贯彻这种原理原则和思维方式。这么做的结果是企业实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发展，我自己的人生也收获了意想之外的成果。”

具体而言，所谓做人做事正确的原理和原则，就是不拿“赚钱还是亏本”做基准，也不用所谓的常识、习惯、时尚潮流做基准，而是以“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一原则为决策基准，从这一点出发去经营企业，去应对和解决一切问题。稻盛和夫将“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个原则进一步提炼，并借用西乡隆盛的提法，概括为“敬天爱人”。“敬天爱人”这句格言，不仅成为京瓷的社训，也成为稻盛和夫管理思想和经营哲学的核心。

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经营取决于经营者的人格，只有具备了崇高的人格力量，经营者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他认为，企业应该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活法》，（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东方出版社，2017年2月

稻盛和夫的著作体系庞大，最著名（尽管不一定最重要）的是《活法》。本书既是稻盛和夫经营管理思想的总结，也是其对80余年人生的思考。因作者的传奇经历和业绩，此书成为众多稻盛和夫“拥趸”的企业经营乃至人生指南。

在80余年的人生道路上，作者始终不忘思考人生意义，应有的人生态度，也即书名所指的人的正确“活法”。

“活法”的核心内涵是立足于做人的最基本伦理观和道德观，这种朴实的做人原则能够超越国家、语言、民族和宗教，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他认为这个“活法”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企业和社会，因为它们也是个人组成的集合体。

稻盛和夫指出，做人需要境界，经营企业更需要哲学。他所做的经营工作，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以心为本，其核心就在于为企业建立一种牢固和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他强调，无论人生还是企业经营，成功关键都在于态度和思维方式，京瓷的成功就源于正确的思维方式。稻盛和夫还在《活法》系列图书中提出广为人知的“人生方程式”：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阿米巴经营》，（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1月

阿米巴经营是稻盛和夫开创的企业经营中的全新组织理念，在创办京瓷和KDDI两家公司并引领其成为行业翘楚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定型。阿米巴经营的着眼点在于解决企业快速扩张道路上管理效率下降，经营者对企业掌控力削弱，从而难以贯彻既定目标等问题。这一管理体系的根本基础是坚实的经营哲学和精致的分部门核算管理。

阿米巴经营这一企业组织管理形式的具体执行方式，是在公司内部划分若干小团体，各自独立核算，并通过竞争选拔出每一小团体的负责人，实现全员参与型经营。公司会授予其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伴随企业规模扩大，这些小团体还能进一步析出更多小型管理、运营组织。这其实是通过放权来激活组织内部活力，以应对大企业病的组织管理模式。

2010年，稻盛和夫应日本政府邀请，出任日航会长，以挽救这家公司。他带进日航的管理利器就只有两个，一是其经营哲学，二是阿米巴经营。稻盛和夫将该经营方式应用到日航日常管理，明确各条航线、各个航班收支状况的分部门核算制度，激活内部创新和经营动力。两年半之后，日航就在东京证券市场再次上市，并逐渐成长为世界航空公司中广受瞩目的高收益企业。

《自来水哲学》，（日）松下幸之助著，李菁菁译

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2月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经营四圣”中居于首位的经营管理大师，上世纪80年代甚至一度被誉为“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善于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例子来概括其经营管理思路，比如“自来水哲学”“堤坝经营”等。

松下幸之助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遵循社会共同理念做生意，另一方面开始系统思考自己的经营理念，比如企业的使命究竟何在。他探寻到的答案就是消除贫困。松下幸之助以自来水为例，剖析了后来被称为“自来水哲学”的经营理念：水管里面的水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喝路边的自来水不用付费也不会受到责备，因为水资源相对丰富；企业的责任正是让世界物资丰富以消除一切不方便。即是说，企业的责任是生产更多产品，让价格足够低廉，就如同自来水一样，给社会带来福祉，消除民众生活中的不便，这才是一家企业最根本的使命和目标。

“堤坝经营”是以水坝储水以达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为例，阐释企业经营中的资源调节、调配机制。通过建立“堤坝”式的防范手段，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挑战时，才能有余裕应对。松下幸之助认为，正确认识堤坝经营的意义，能使经营变得更稳健，获得高额利润——堤坝经营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定和繁荣。

松下幸之助在1965年的一次商界讨论会上发表名为《堤坝经营和适正经营》的演讲，其中对堤坝经营做了极为朴素、精炼的介绍：我所说的堤坝经营，从一开始就应该具有后备设备，有多少是多少；这样的话，即使经济发生一些变化或者需求有变化，还能够保证商品供应，不会导致涨价，因为这时只要运转后备设备即可；相反，如果商品过多，就可以让设备暂停运转。这个道理就和根据需要来调整堤坝里的蓄水量一样。资金、库存和人才也同样需要“堤坝”。

《日本管理的危机》，（美）约翰·渥洛诺夫著，陈文彬译

中国友谊出版社，1985年1月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而该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由国内大量优秀企业推动，这些企业及其卓越领导者开创出独具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日本的企业管理当时曾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学习模仿者不乏其人。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经济发展放缓的同时，企业的管理神话也受质疑。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反思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管理体系的著作。他们大体没有片面地批评，而是深入观察和思考日本企业的教训，为企业管理研究总结出宝贵经验。

在这些著作中，约翰·渥洛诺夫所著《日本管理的危机》备受学界称道。渥洛诺夫早在泡沫破灭之前就已经看到日本企业管理中存在诸多弊病。他认为，日本企业看似繁荣，但在其管理模式中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过剩，即所谓“被浪费的日本劳动者”。这些人被低效率地使用，没有得到充分报酬，从事着低价值的活动。当从事工业的劳动者减少、制造业衰微，这些被浪费的劳动者将会大幅增加，所谓日式管理艺术将遭遇重大挑战，甚至危机。

渥洛诺夫非常形象地将日本经济比喻为“强劲火车头拖着沉重、破旧的长列车”。农业、流通、服务方面的从业人员过剩。并且，对于如何有意义地使用这些人口，也没有令人满意的对策。劳动者不但没有被有效地使用，其对工作的不满还日渐严重——列车上怠惰的乘客越来越多。

渥洛诺夫在后记中为学习日本的“旋风”提出警示。很多国家借鉴日本管理艺术时，不仅学到了优点，连缺点也一股脑学走。作者告诫，学习日本式经营，要考虑到日本社会和本国社会的差别，更不要学到比原有制度更差的做法。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编辑：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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