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为“防止逐利性执法”拟建议：将刑事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国库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新当选的代表得统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征逐利中央朱征夫拟向大会提交“将刑事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的建议。朱征夫介绍，夫为防止法拟对于刑事案件的性执罚没所得，我国刑法第64条仅规定刑事案件的建议将刑罚没所得一律上缴国库，但对于是事罚上缴上缴中央国库还是地方国库，并未具体的国库规定。由此导致刑事案件中没收的全国财物和罚金出现多头管理乱象，并催生逐利性执法，代表得统即由地方行政权主导的朱征逐利中央、或在司法经费与罚没所得相挂钩体制下的夫为防止法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性执的司法行为。

在朱征夫看来，建议将刑逐利性执法混淆了宪法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划定的事罚上缴界限，也使宪法对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分工制约的制度安排形同虚设，国家司法权沦为地方行政权的逐利工具，企业家和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不应有的侵害。

因此，朱征夫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将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案件的罚没所得一律上缴国库”中的“国库”明确规定或解释为“中央国库”。

对于该建议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朱征夫也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介绍，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由于现行的法律未规定刑事罚没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国库，而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仅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刑事案件罚没收入一直存在多头管理乱象。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各地方政府均制定刑事罚没的上缴和管理办法，规范性文件数量蔚为可观，但大多以“意见”、“规定”、“办法”等形式存在，效力层级不高，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制度衔接存在漏洞，甚至互相矛盾，违背法制统一，损害法律权威，给逐利性执法以可乘之机。

同时，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直接向司法机关下达罚没收入指标，同时将罚没收入与预算经费挂钩。对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名义上是收支两条线，实际上还是“自收”、“自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得不选择经济利益更大的案件查办，从而催生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尤其是异地逐利性执法。当涉及民营企业特别是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时，就可能出现“非罪却定罪”“此罪当彼罪”“轻罪也重罚”等枉法行为。

朱征夫认为，刑事罚没制度缺陷下地方政府与司法机关利益捆绑，违反宪法关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规定。

他解释道，我国宪法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设置和运行方式有不同的规定。司法权需遵守依法独立公正原则，对行政行为行使必要的法律监督和司法裁判职能。但在司法工作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情况下，司法权受行政权的驱使和节制，导致在相关案件的处理中，司法机关的中立性公正性从根本上受到动摇，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宪法界限被任意逾越。

此外，朱征夫认为，逐利性执法违反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同时侵害公民、尤其是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

朱征夫在建议中写道，宪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在逐利性执法的过程中，负责侦查、检察和审判的国家机关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没有相互制约。

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在逐利性执法中，由于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功能失灵，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地位严重失衡，公民尤其是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

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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